在生物制药行业加速向一次性使用系统(SUS)转型的今天,采购部门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的命题:如何从供应商提供的堆叠如山的E&L数据文件中,筛选出真正适用于自身工艺的组件?
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主流SUS供应商都能提供全套的Extractables报告,部分企业甚至能拿出数十页的Leachables研究数据。USP <665>、<1665>的章节要求看起来也被逐一满足。然而,当制药企业的工艺开发团队真正深入审查这些数据包时,往往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报告中的数据很“漂亮”,但要将其转化为可用于自身工艺风险评估的结论,却常常无从下手。
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困境。在过去两年间举办的Extractables & Leachables Summit等行业会议上,识别化合物的不确定性、提取条件与实际工艺条件的匹配度、以及供应商数据的局限性,始终是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2026年初,ICH Q3E指南正式发布,更是将E&L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要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SUS组件选型过程中供应商E&L数据包的局限性,变得尤为必要。
本文将聚焦三个在实际选型中最常被忽视的隐藏陷阱。这些陷阱并非来自供应商的恶意隐瞒,而是源于E&L研究的固有复杂性以及行业信息不对称。我们希望通过揭示这些问题,帮助制药企业的研发和采购人员做出更明智的组件选型决策。
陷阱一:提取条件“过度加严”,让数据好看却失了准头
E&L研究的第一原则是:提取实验必须在比实际使用条件更为严苛的条件下进行,以确保所有潜在的可提取物都被充分释放。这一原则本无可厚非,但它却被部分供应商“巧妙”地利用了。
所谓“过度加严”,指的是供应商选择的提取条件远远超出组件在实际生产工艺中将承受的任何极端情况。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某企业评估一款用于细胞培养的一次性袋式反应器,供应商提供的Extractables报告显示,在60摄氏度、72小时的极端提取条件下,仅检出3种有机化合物,总量低于50微克每升。这个数据看起来相当漂亮,符合行业对低Extractables组件的期待。
然而,当该企业仔细查阅报告后发现,所谓的“极端条件”设定为pH 3.0的酸性提取介质,配合70%乙醇水溶液作为有机相溶剂。这一组合在真实细胞培养工艺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常规CHO细胞培养的pH范围通常维持在6.8至7.4之间,而工艺温度也极少超过37摄氏度。更关键的是,培养基中并不存在高浓度有机溶剂。
问题在于,这种“过度加严”的提取条件会导致某些在常规工艺条件下本不会大量释放的化合物被强制萃取出来,而真正在温和条件下可能持续迁移的低浓度物质反而被低估。换言之,报告中的“好数据”可能掩盖了实际工艺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同供应商对“加严条件”的定义差异极大。行业缺乏统一的提取条件标准,不同企业基于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的温度、时间、溶剂组合,这直接导致不同供应商的报告数据几乎不可横向比较。一家企业报告的“低Extractables”可能对应的是80摄氏度、48小时的苛刻测试,而另一家企业的“高Extractables”可能只是50摄氏度、24小时的结果。
在伯朗氏实验室为制药企业提供的E&L评估服务中,我们反复遇到这种因提取条件差异导致的解读困难。我们的建议是,在审查供应商报告时,首先要做的是将报告中使用的提取条件与自身工艺参数进行逐项比对,而不是直接关注最终的化合物检出数据。如果两者存在显著偏差,应当要求供应商补充特定工艺条件下的提取研究,或者在实验室自行开展针对性验证。
EU GMP Annex 1的最新修订版本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取研究的设计应当基于对实际工艺条件的充分理解,而非简单地套用“最严苛条件”的教条。这对制药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选型团队必须具备足够的工艺理解能力,或者借助专业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才能对供应商报告的有效性做出准确判断。
陷阱二:未知化合物“存疑即过”,安全边界模糊不清
E&L研究报告中普遍存在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总有相当比例的化合物无法被明确鉴定。这些被标记为“未知物”或“未识别化合物”的峰,往往占据总峰面积的20%至40%,有时甚至更高。
面对这一现实,不同供应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也暴露出了第二个隐藏陷阱:将未知化合物笼统地归入“结构类别”评估,然后以“低于安全阈值”为由草率了事。
Nelson Labs在2026年行业会议上分享的三阶段框架,揭示了处理未知化合物的科学路径:首先要建立12个CoC(Concern of Concern)结构类别,这些类别基于国际监管标准和科学指南而设定;其次要对未知物进行结构归属推断,判断其可能归属的CoC类别;最后根据最坏情况假设进行安全评估。这套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承认未知的不确定性,并通过结构类别的毒理学特征来界定风险边界。
然而在实际选型中,相当数量的供应商报告并未遵循这一科学路径。他们采用的策略更为简单粗暴:只要未知物的峰面积或总量低于某个任意设定的阈值,便将其标注为“无需进一步关注”。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毒性风险与化合物浓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某些结构类别的化合物,即使在极低浓度下也可能具有显著的安全关切——比如某些具有基因毒性警示结构的化合物。
举一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某药企在审阅供应商报告时注意到,报告将多个未知化合物合并计算后,总量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当该企业委托第三方实验室对未知物进行进一步鉴定时,发现其中至少两个峰可能具有亚硝胺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亚硝胺类物质在2020年以来的多起监管事件中反复被强调,其可接受摄入量限值已降至ng/天的极低水平。如果仅凭供应商原始报告做出选型决策,这一风险将被完全忽略。
USP <665>和<1665>章节的修订方向明确要求,对于无法明确鉴定的化合物,应当采用结构类别归属的方法进行安全评估,而不是简单地“存疑即过”。ICH Q3E指南进一步强调,未知化合物的不确定性应当被纳入整体风险评估的考量范围,而非被低值报告所掩盖。
在伯朗氏的E&L研究实践中,我们帮助多家企业建立了针对供应商报告中未知化合物的二次评估流程。通过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的深度分析,结合结构类别归属和最坏情况假设,我们多次帮助企业识别出原始报告中被低估的风险点。这不是对供应商报告的全盘否定,而是将报告数据转化为可靠工艺决策的必要补充工作。
陷阱三:批次间差异被忽视,数据时效性暗藏玄机
供应链的稳定性是制药企业选择SUS组件时的重要考量,但这一定义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按时供货”。实际上,材料本身的一致性——即不同生产批次间Extractables特征的稳定性——同样至关重要,却长期被选型决策所忽视。
一次性使用系统的组件涉及多种材料:膜、管道、接头、垫圈、硅胶组件等。以一个典型的生物反应器组件为例,可能涉及聚乙烯、聚碳酸酯、硅胶、氟橡胶等十余种材料。这些材料中的大多数来源于不同的供应商,而材料供应商的生产工艺参数调整、原材料来源变更、甚至季节性原料差异,都可能导致最终组件的Extractables特征发生漂移。
问题在于,供应商提供的E&L数据包通常基于一个特定批次的样品测试得出。这个批次可能是两年前生产的,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原材料产地。当制药企业在注册申报阶段基于该数据完成安全性评估后,实际商业化生产中使用的组件却可能已经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
更棘手的是,供应商通常不会主动告知材料变更信息,除非该变更达到触发通知的阈值。而这个阈值在不同企业内部的标准差异极大——部分供应商将“主要材料供应商变更”设定为通知触发条件,而将“材料配方微调”视为内部优化,不纳入通知范围。制药企业几乎不可能主动掌握这些信息。
数据时效性是另一个被普遍低估的因素。E&L研究领域的技术进步在过去五年间是飞速的。十年前的GC-MS方法与现代高分辨质谱相比,在化合物检测能力和未知物识别能力上存在代际差距。如果供应商提供的Extractables报告是五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完成的,即使当时的测试完全符合当时的规范,其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在今天看来也可能存在明显不足。
在Extractables & Leachables Summit 2026的行业讨论中,多位来自跨国药企的技术负责人分享了他们在供应商审计中发现的批次差异案例。某企业发现,同一型号的一次性袋子,来自不同生产工厂的产品展现出显著不同的Extractables特征;另一企业则发现,同一批次产品在不同储存时间后的测试结果存在波动。这些案例表明,静态的单批次报告数据无法代表组件在全生命周期内的Extractables表现。
伯朗氏在为制药企业提供的供应商评估服务中,通常会建议企业不仅要求供应商提供最新批次的测试数据,还要评估其历史数据的趋势变化。如果供应商能够提供跨年度、多批次的E&L对比数据,这本身就是对材料一致性的有力背书。对于高风险产品,我们还建议在供应商审计中增加现场抽样测试的环节,确保评估样品与实际供货产品的一致性。
超越数据包:构建SUS组件选型的系统性思维
识别这三个隐藏陷阱,并非为了否定供应商E&L数据包的价值,而是为了更理性地使用这些数据。E&L数据包是选型决策的重要依据,但不应是唯一依据。在当前行业实践中,许多企业过度依赖供应商提供的报告,而忽视了对报告本身质量的独立判断。
构建SUS组件选型的系统性思维,首先需要将E&L评估从采购部门的单方面工作转化为跨部门的协作项目。工艺开发团队负责定义实际工艺条件,质量部门负责设定安全阈值标准,采购部门负责获取和整合供应商数据,而注册团队则需要确保最终决策符合监管预期。没有哪个单一部门能够独立完成这一评估。
其次,对于高风险应用场景——例如长期储存的生物制品、直接接触高敏感药物的组件——应当考虑建立供应商E&L数据的定期复核机制。这不是对供应商的不信任,而是对患者安全的负责任态度。ICH Q3E指南明确提出了定期复核的要求,企业应当据此建立与供应商的数据更新约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选型团队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来解读E&L数据。这可能意味着内部团队的持续培训,也可能意味着与专业实验室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伯朗氏与制药企业的合作中,我们发现那些建立了系统性的E&L管理流程的企业,其工艺变更的风险和成本都显著低于临时应对的企业。
一次性使用系统的选型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决策。它关乎工艺的可靠性、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最终无数患者用药的有效性。在供应商E&L数据包“看上去很美”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对专业能力和判断力的持续考验。当行业监管要求越来越严格,患者安全期待越来越高的时候,唯有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数据细节,才能真正将“一次性”的承诺转化为“持续可靠”的现实。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行业公开会议信息和一般性技术实践撰写,所提及的具体情形为说明性案例,不特指任何特定供应商或产品。制药企业在实际选型决策中应结合自身工艺特点和监管要求进行独立判断。如需进一步的技术支持,欢迎与伯朗氏实验室的专业团队取得联系。
参考来源:
- Extractables & Leachables Summit 2026, Pharma Ed Resources
- 6th Annual Extractables & Leachables Summit 2026, Uventia
- FDA Posts ICH Q3E Guideline on Extractables and Leachables, Lachman Consultants, January 2026
- Extractables and Leachables in EU GMP Annex 1, West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February 2026
- Single Use System in Biopharma Manufacturing Market Analysis, Coherent Market Insights,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