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以来，制药行业在监管环境与供应链两端持续承压。USP委员会对重金属章节的修订建议引发业界对包材溶出标准的重新审视；欧洲药典发布关于预充式注射器功能性关键属性的修订草案；而在国内，CDE公开征求《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意见，标志着监管机构对药包材相容性的关注已从事后检查转向全生命周期管控。与此同时，一次性使用系统在生物制品领域的渗透率持续攀升，但E&L（可提取物与可浸出物）研究的方法学争议仍困扰着不少企业。我们持续追踪这些动态，旨在为制药企业的研发与采购决策提供可落地的参考。
监管框架收紧，药包材合规门槛显著抬升
过去三年间，全球主要药典机构对药包材相容性研究的要求经历了从“原则性指导”到“量化指标控制”的关键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多起因包材浸出物导致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引发了系统性反思——虽然涉事企业信息不便公开讨论，但这些案例客观上推动了监管科学从定性描述向定量风险评估的跃迁。
USP<661.2>与<661.3>的合并推进是2026年最值得关注的监管动向之一。该章节草案建议将塑料类药包材的热稳定性测试从“通过/不通过”机制改为基于实际使用条件的动态评估，并对可提取物的报告阈值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过去仅凭供应商提供的COA（Certificate of Analysis）完成申报资料的做法已不再适用——监管机构期望看到基于风险评估的全套研究数据，包括最坏条件下的提取实验设计、降解产物的结构鉴定，以及浸出物在有效期内随时间推移的迁移曲线。
欧洲药典的修订方向则呈现出另一层逻辑。预充式注射器功能性关键属性的引入，首次将“活塞滑动性能”与“针头护帽移除力矩”纳入药典通则的管控范畴。这看似是一个包装功能性指标，实则与药品安全性紧密相关——滑动性能的批次差异可能导致给药剂量偏差，而护帽密封性不足则可能引入微生物污染或氧化风险。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其2025年发布的生物制品包装完整性指导文件中已明确指出，包装功能性缺陷属于与药品关键质量属性直接相关的偏差，需在年度质量回顾中予以专项分析。
国内监管层面的进展同样值得关注。CDE针对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的征求意见稿，在延续ICH Q3E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弹性体配方中的增塑剂、硫化剂残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控制策略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稿首次建议企业将“生产过程引入的浸出物风险”纳入考量范围——这意味着即使是外购的预灌封组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也需具备对其制造工艺引入物质的基本认知能力，而非完全依赖供应商的合规声明。
一次性使用系统：从成本工具到质量保障体系的升级
一次性使用系统（Single-Use Systems，简称SUS）在生物制药行业的应用已跨越了早期的成本驱动阶段，进入以质量风险管理和供应链韧性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周期。根据BioPlan Associates发布的2026年度全球生物制造产能调查，一次性组件在关键工艺步骤中的采用率近年来显著提升，具体比例因调查口径不同而存在差异——有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已将其纳入核心工艺流程。驱动这一转变的，并非仅仅是一次性系统消除了清洁验证成本这一表层逻辑，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对供应链快速切换能力的赋能——在近年多款生物类似药密集上市的市场格局下，生产线在不同产品间的快速转换能力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变量。
然而，一次性使用系统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新的质量挑战，其中E&L研究是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一次性袋子、管路、滤芯等组件在接触工艺流体时，材料中的可提取物会迁移至产品中，进而构成潜在的药品安全风险。2025年，FDA在针对某生物制品企业的飞行检查中引用了E&L研究不充分的问题，最终触发了监管行动。该事件在业内引发的讨论持续至今——它清晰地表明，监管机构已将一次性组件的E&L评估视为工艺验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可委托给供应商独立完成的“外围”工作。
伯朗氏实验室在近年承接的相容性研究项目中观察到一个显著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要求对同一种一次性组件在不同工艺条件下进行多维度的提取研究，而非仅依据供应商提供的标准提取报告。例如，某跨国生物制药企业在其中国区的工艺开发中心采用了伯朗氏实验室的定制化提取方案，针对同一品牌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袋，分别在pH 5.5、pH 7.4和pH 10.0三种条件下进行提取实验，以评估最坏工艺条件下的可提取物图谱。这一做法虽然在时间和成本上高于通用方案，但其产出的风险评估数据显著增强了该企业申报资料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从供应链视角观察，一次性组件的全球化布局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地缘政治因素与疫情期间暴露的物流脆弱性，促使主要生物制药企业加速推进关键一次性组件的本地化采购战略。赛默飞世尔、默克旗下密理博等头部供应商已在中国市场建立了本地化生产线，而国内供应商在膜材料、接头设计等核心环节的技术突破也在逐步缩小与进口产品的质量差距。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细胞培养液接触应用等高风险场景下，大多数国内企业仍倾向于选择经过充分E&L数据验证的进口组件，这种选择背后是对长期工艺稳定性与监管合规性的理性考量。
E&L研究的科学挑战：方法学分歧与行业共识的艰难形成
E&L研究的方法学问题长期困扰着制药行业，其根本矛盾在于：目前尚无任何单一提取实验能够完全模拟真实工艺条件下组件与药品接触的所有场景。企业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投入下，建立一套既能覆盖合理风险边界、又能在监管审查中经受检验的E&L评估策略。
当前行业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将提取实验分为“筛选性提取”和“针对性提取”两个阶段。筛选性提取通常采用极端溶剂（如50%乙醇水溶液、纯水、酸性缓冲液、碱性缓冲液等）在强化条件下（提高温度、延长时间）对组件进行提取，以“超越真实条件”的方式识别所有潜在的可提取物。这种策略的逻辑依据在于：当筛选条件严酷于实际工艺条件时，任何在筛选条件下未被检出的物质，在实际工艺中的检出概率极低——这一“超出边界”的设计理念被广泛接受，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提取条件设置的科学性。
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策略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质疑。部分研究显示，某些高分子材料的降解路径在极端条件下可能产生与常规工艺条件下完全不同的降解产物，导致筛选实验得到的提取图谱并不能真正代表实际工艺场景中的浸出物谱。这一发现对行业惯用的“最坏条件”假设提出了挑战，也为方法学讨论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针对这一问题，ICH Q3E指导文件提供了风险评估的总体框架，强调从“材料选择→工艺理解→浸出物监测”的全链条控制理念。在实际执行层面，PQRI（Product Quality Research Institute）推荐的非折腾性提取方案（Bottle-Bottom Extraction）和USP<665>/<1665>对塑料组件的要求，共同构成了当前行业方法学选择的主要参考基准。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USP计划对<1665>章节进行技术修订，新增关于复合多层膜材料提取实验的特殊考量，这一修订将对采用共挤出膜工艺的一次性组件供应商和制药企业产生直接影响。
伯朗氏实验室在E&L方法开发方面的经验表明，很多企业在研究设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并非技术能力不足，而是研究方案的系统性规划缺失——例如，对提取溶剂的选择缺乏与实际工艺流体的对应性论证，对检出物质的结构鉴定不充分导致无法进行毒理学评估，以及对研究周期的规划未能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多个时间节点。相容性研究不是一项单次完成的合规任务，而是贯穿药品研发、放大、上市及持续生产的系统性质量活动。
供应链韧性重构：药包材企业的战略抉择
在全球制药供应链持续调整的背景下，药包材供应商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上，药包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集中在材料科学和制造工艺层面，其客户价值主要体现为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相对成本优势。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仅凭这两项能力已不足以维系客户关系——制药企业对供应商的期待已延伸至合规咨询、工艺支持以及供应连续性保障等更为综合的维度。
这一变化在药用玻璃市场体现得尤为清晰。2025年第四季度，某主流药用中硼硅玻璃管供应商因冷端镀膜工艺调整导致色差批次异常，虽未引发药品质量问题，但该事件引发了下游制剂企业对其供应链管理体系的系统性审查。最终，多家制剂企业要求该供应商提供涵盖原材料管控、生产工艺变更通知、批次追溯体系在内的全链条质量文件包，这一要求在两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药用包材的供应链审计已从针对生产现场的“硬件检查”演变为涵盖质量管理体系、变更管理流程、风险评估能力的“系统评估”。
在弹性体密封件领域，头部供应商已开始从“组件供应”向“整体密封解决方案”转型。典型表现包括：针对不同制剂类型（如生物制品、注射剂、吸入剂）开发定制化配方体系，提供预验证的相容性研究数据包，以及建立客户专属的库存缓冲机制以应对突发性需求波动。某国际知名弹性体制品企业推出的“一体化相容性支持计划”，将E&L提取实验数据包、材料变更通知服务与FDA备案支持打包提供，虽然定价高于传统采购模式，但其在客户端的接受度显著高于预期——这反映出制剂企业对合规确定性的支付意愿正在持续增强。
务实建议：制药企业的合规能力建设路径
面对上述趋势，制药企业的研发与质量团队需要以更为前瞻的视角规划相容性研究与包材选型策略。综合行业动态与伯朗氏实验室的实践观察，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维度推进能力建设。
建立基于风险的相容性研究体系，而非碎片化的合规应对。 2026年的监管审查重点已从“是否做了相容性研究”转向“研究方案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企业应当系统梳理所有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组件与生产组件，建立完整的一次性组件台账，在此基础上按照与药品接触的时长、温度、溶剂组成等参数进行风险分级，对高风险组件实施完整的E&L研究，对中低风险组件可采用经过验证的供应商数据加自行补充实验的组合策略。
提前布局USP<661.3>与ICH Q3E的合规衔接。 虽然相关章节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尚未最终确定，但企业不宜等到正式生效日期才开始行动。建议质量团队在年内完成现有包材组件与新版要求的差距分析，识别出需要重新设计提取实验或补充结构鉴定的项目，并据此制定分阶段的补充研究计划。早期投入差距分析的企业将在监管过渡期中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重新审视供应商管理体系中的E&L数据应用逻辑。 供应商提供的提取报告是企业研究的重要参考，但不应被视为充分证据。企业需要具备对供应商数据进行独立评估的能力，包括评估提取条件与实际工艺的对应性、判断检出物质的毒理学相关性，以及识别供应商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覆盖盲区。对于高风险应用场景，建议引入第三方实验室进行独立验证。
关注一次性组件供应链的区域化趋势，平衡本地化采购与质量标准。 随着国内供应商技术能力的提升，在部分低风险应用场景（如缓冲液储存、中间品转移等）中采用经充分验证的国产组件已具备可行性。但在高风险应用（如细胞培养、直接接触原液）中，建议优先选择拥有完整E&L数据包和全球监管合规记录的供应商产品，无论其产地来源。
制药行业的合规环境正在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变——从被动应对监管要求，到主动构建基于科学数据的质量保障体系。这一转变既是挑战，也是企业建立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机遇。我们将继续追踪行业前沿动态，为制药企业的研发与采购决策提供有实际价值的信息支持。
免责声明： 本文内容仅供行业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监管合规指导。文中涉及的企业与事件信息已进行适当处理，具体合规决策请咨询专业机构并以官方指导文件为准。
参考来源：
- USP, “General Chapters <661.3> Plastic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and <661.4> Plastic Components Used i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Draft Revision, 2026
- European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Pre-Fillable Syringes — Functional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Ph. Eur. Supplement 11.1 Draft, 2026
- CDE, 《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2026年2月
- ICH, “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DNA Reactive (Potentially Genotoxic) Impurities in Residues and Degradation Products from Sequenced Therapies” (ICH Q3E), Step 3, 2026
- BioPlan Associates, “Annual Report and Survey of Bio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2026 Edition
- PQRI, “Orally Inhired and Nasal Drug Products and Limits of Extractables,” Parenteral Drug Association Recommendations, 2025
-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Packaging for Human Drugs and Biologics —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formation,” 2025
- EMA, “Guideline on Biological Therapeutic Product Container Closure System Integrity,” 2025
